双瞳

同所有经过漫漫时间长河浸润的古文明一样，中国式鬼故事的根基就在于那从自身千年演化的自然发酵中孕育出的一套完整“世界观”。古埃及人有afterlife的信仰，由此生出木乃伊、金字塔这种合情合理的奇观。今人大呼诡异残忍，可在当时的人而言确实再理所当然不过。而这种完整的世界观的妙处就像一颗拥有强大活性的种子，包容又浓缩了文明的重点基因密码，只要条件合宜，祖先们创造的宇宙便能在千百年后的未来借子孙后裔们的躯壳上演“复活”。这种复活悄然萌芽的迹象，可能就是一枚“宁可信其有”的平安符，可能是游览一座幽暗古宅时油然而生的憋闷之感，也可能只是在一部颇具说服力的恐怖电影中体会到的深入骨髓的恐惧与兴奋。于是，你得以与那个宇宙重新连结。

《双瞳》中提到的道教某种修炼方法“尸解仙”，名字真是又吓人又惊艳。因之前看过一篇类似题材小说《阴间到底是什么》，里面也有提到过这种“修仙方法”，当时心下就悚然。所谓的成仙，并非一直以为的驾鹤西去般飘逸潇洒，也非爬天梯那样奇幻天真，而要先经历最恐怖的死亡才能达成“羽化而登仙”。并且这种要寻求机缘的死亡充满了处心积虑的偏执，为了一个未知的“仙境”需要忍受人伦的斩断，肉体的痛苦，乃至最后一刻灵魂的孤独。弄不好就功亏一篑，被困在不死不活，不人不鬼的阴阳间。但可怕的是，只要摸到一点点这类“法门”的人，都渐渐变成了疯狂追求“得道成仙”的实践者，他们完全抛弃了今生做人的过程，仿佛这肉胎不过一个容器，只为了最后求一个“尸”的结局。他们完全功利性地处置凡人看来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金钱名利这类身外之物自不必说，感情也是可以利用的，必要时刻可以助自己成仙的骨血至亲也残酷欺骗与牺牲。

面对质疑或者偶尔的内心拷问，那套系统既许诺了自己天大的诱惑——从此脱离人世痛苦烦恼，成为低级凡人所羡慕的高级存在，长生不老；又有绝对的权威——所谓天道，只有跳出人间框框外，站在更高维度才能看清，成仙即是帮助你看清，那些被牺牲者自是有其因果，你杀死他可能也是帮助他，自然也不会受到惩罚。这种阴狠残酷的强大力量，同时具有无法反驳的暧昧，符合中国人对自然神秘莫测“善恶两面”的现实主义观察（天地不仁，却仍然是万物匍匐依循的天道；收获需要付出同等代价，那么成仙自然需生命的代价），而长期在动荡历史中被训练出的对他人倾轧与对自我屠戮的麻木乃至内化认可，也使得这种操作方法成为了一种合情合理并且“可操作”的正常方式。

对于野心家或者欲望被压抑的绝望者而言，这种“世界观”具有安慰剂与正当化某些残酷行径的作用。古来，帝王是最大的野心家代表，且有条件追寻；而一些底层百姓常常是被欺压、在现世里连基本欲望都难以正常抒发的人，若得到机会，自然也会去努力争取另一个世界“幸福”的门票，且不介意以抛弃现世为代价，毕竟现世充满了比成仙过程好不了多少的折磨苦难。

“鬼”与“仙”在这种体系下似乎只是弱者与强者的区别。电影中，作为“人魈”的，被打入地狱，即是“鬼”，而要成“仙”的，需要走过五座血淋林的炼狱，然后方能“飞升”。不是纯洁空灵的小仙女（虽然女演员形象有点这个意思），这类“仙家”法力可能高强，但又邪气、接地气。在东北一些地方也有“出马仙”之类的称呼，似乎在传统民间认知中对“仙”的理解就不同于西方的“fairy”仙子的概念，也不同于今人的影视剧中“七仙女”一类总是光明却有些单薄的想象。正邪在流动中模糊了界限，也就充满了张力。其实，中国并不缺乏想象力的土壤，只是我们现在却是“洁净水培”，总有些遗憾。

电影中融合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神秘学、玄学要素，比如神乎其神的“蛊毒杀人”，母体培养的蛊虫能控制中蛊者产生幻觉、甚至引发相应身体反应，既有现代人更容易接受的微生物学说基础（虽然科学论据只解释了部分，处理得虚虚实实，反倒更类现实中科学的处境），又让人想起人类学所述的巫术通感效应（《金枝》）。又比如“观落阴”这种更常见的传统民间“巫术”，据说能施法让活人进入阴间特定区域重见死者甚至得到其指示（可能类似催眠？）。比如惊艳的“楼中道观”，在《阴间到底是什么》的小说中，描述为建造在隐蔽的楼中夹层，目的是为了直接吸收这片土地曾作为阴间通道的磁场之类的力量，这种外表常规中隐藏的异常，造成极大的反差而引发恐怖的想象。还比如，河图洛书、推背图，这些神秘无比、传说囊括了古今中外、天下万物一切发展规律的中国式预言天书。还有关于双瞳的解释（阴阳眼的某类表述？），对于投胎转世的解读（轮回后重新召回弟子，宿命论：“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关于五行机缘的涉及等等，都是很中国鬼故事的元素，但少有导演编剧呈现（也许审查制度对“封建迷信”不太宽容？）。

电影中，最后梁家辉饰演的黄火土因割舍不下对家人的爱，终于还是从“仙界”重返人间，这就有点像唐代玄怪小说中杜子春的故事：抛弃了喜、怒、哀、惧、恶、欲，经历了种种磨难，但仍因对孩子的爱而一朝“破功”。成不了上仙的他们，忘记了“远离于爱”的告诫，有了忧、怖，有了牵绊，有了软肋，便放弃了那张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门票”，但也许在人间这座“炼狱”里，他们业已寻找到了幸福，又何必再希求来生？

这种结尾固然可能有受众和妥协的考虑，但不妨碍依然是中国式的慈悲与智慧，虽不够直观刺激，但“爱”的注脚在本片中并不矫情空洞，它指向了另一种抵抗为追求“成仙”而抛弃甚至践踏一切之价值体系的可能性。所以“有爱不死”是一句大白话，也是一句巧妙的解构：双瞳女孩是否成仙不得而知，但凡人代表（黄火土：痴、愚）却真实迎来了“不死”的结局。仙家预言是准确的么？是，亦不是。古中国文明中关于这部分的“世界观”终于通过这句话完成了平衡两种体系的互补，铸造了更立体的硬币的两面。

惊悚神作《双瞳》道教秘术的真与假


        和运超



    15年前，由陈国富导演，苏照彬和陈国富共同编剧，梁家辉、刘若英、大卫·摩斯等主演的惊悚悬疑片《双瞳》几乎代表进入21世纪华语电影和海外公司合作的类型片新高度。当时，陈国富为美国哥伦比亚公司亚洲区制作总监，帮助推出了《大腕》《功夫》《可可西里》《天地英雄》等合作影片。2004年，《天下无贼》后，陈国富被华谊兄弟重金挖走，使该公司渐渐摆脱单纯依赖冯小刚的喜剧。
    回看2002年的《双瞳》，从外观上，迄今还是华语惊悚悬疑片的一个标杆。从内容上，更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有力碰撞与融合，符合今天宣扬的“中国故事”如何走向世界的有益尝试。片中设置了大卫·摩斯演的西方背景下恪守科学精神的探员对东方宗教文化的对比。类似地，电影涉及的道教是编剧导演运用“拿来主义”套入或嫁接西方宗教题材犯罪片的类型模式，比如《七宗罪》、《暗流》或《达芬奇密码》，造成不少争议性的误读。总体《双瞳》就是一部偏商业化电影，关于道教的运用成了杀人的手法。科学意义上应该认为这是犯罪，但以一种超越现实的角度，影片进行了近乎“玄”念的道教文化思考。
    本文不是《双瞳》的影评，只打算谈一谈电影中涉及道教文化的内容，梳理一下有多少真，多少假。作为影片编剧的陈国富和苏照彬，也不一定了解传统道教，否则，郎雄演的学者盛老师绝不可能把魏晋时期的传说人物黄初平误会成宋朝的黄裳，这应该不是郎雄演戏时“口误”，因为还反复说黄裳的情形，而是编导非常明显的一个文化背景上的漏洞。
    严格说，黄初平是一个民间信仰，在沿海地区比较风靡，就是所谓“黄大仙”，和妈祖信仰比较类似。对道教来说，可能接近于八仙。原型基本属于捕风捉影，即便存在也和历史没多大关系。如八仙的张果老和道教宗师张果，除了年龄大比较符合之外，其他没有太多关系。再如韩湘子，传说是大文豪韩愈侄孙韩湘（韩愈哥哥韩弇之孙，排行十二），历史上韩湘为穆宗长庆年间进士，没有修道学仙的经历。著名诗人贾岛与韩湘有诗文交往，韩湘留下的形象和传说的仙人完全不符合。有人推断修仙的韩湘子可能是韩愈另外一个侄孙韩湐，是韩湘的从弟，号元阳子。在韩湘中进士以后，韩愈曾希望韩湐也读书应举，但被婉拒，离家出走行踪不定，放浪不羁，据说就是修道，后来以丹药救助过流放潮州病重的韩愈，可见五代施肩吾撰《钟吕传道记》。



    而宋朝的黄裳既不是道士，也不是金庸小说写的通过编纂道藏典籍成为武学奇才。黄裳和道教扯上关系，主要是他爱好道家学说。但文人士大夫喜爱道家学说非常普遍，就像许多僧道爱好文学诗词，甚至儒释道三家文化都很精通。那么，电影《双瞳》对道家文化的表现有哪些符合实际？虽然看起来非常精彩，很有新意，但真正接近道教背景的地方却不多。
    首先，关于人的“双瞳”。即便在古代骨相或面相而言，“双瞳”和修仙或阴阳眼无关。从生理和医学上是客观存在的，今天偶尔也会存在，当然历史上不少人也会有。古代骨相学认为是“天赋异禀”，所以还附会到许多著名人物身上，例如电影错误提到的黄裳，实际上应该是传说的黄大仙黄初平。
    其他著名人物还有不少，如古代明君舜帝，他字重华，就因为生有双瞳。还有霸王项羽。篡汉的王莽，王充《论衡·卷十六》提到王莽是重瞳。还有著名亡国之君诗词高手南唐后主李煜，他字重光，有一个眼睛是重瞳。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说：“炎武生而双瞳子，中白边黑，见者异之……”所以当地人调侃“归奇顾怪”，恰好顾炎武就与文学家归有光的后人归庄十分交好。
    今天医学上认为双瞳一般是病变显现，往往代表早期白内障。即使古代认为有某种非凡的象征，实际多数有“双瞳”的古人命数不一定好，好比虞舜尽管后来当了君主，年轻时被家人折磨虐待，父亲弟弟几次合谋要害他。像晋文公重耳为保命颠沛流离19年，登上君位已经年过六旬，不过在位3年而已。像大学者顾炎武，不说明朝灭亡这种大变，即使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也被家人陷害，有过官司牢狱之祸，一生四处飘泊恐怕也有情非得已的缘故。遑论项羽、王莽、李煜之辈了。对应电影里生有双瞳的两姐妹，一个胎死腹中，一个体弱多病，费尽心机最后也修仙失败。按古人的说法，两姐妹“天赋异禀”并不差，可也同样命数不佳啊。电影运用“双瞳”这一点，和道教关系并不大，可能算是对古代面相文化的一种致敬吧。
    第二，符咒仪式。形式上这是道教特点，专门有符箓派、内丹派的划分。剧情里盛老师也说，遇害者身上的符咒是新出现的类型，似乎和他多年研究的不大一样。因为历史上用符咒的并不只是道教，像白莲教和许多民间教门也用符咒。白莲教在现代被认为近乎“邪教”，其实白莲教起初非常严格，理念发源净土宗，又融合天台宗，而形式却吸收天师道种种仪式。因为多次被官府禁止，白莲教不断分化，像与摩尼教融合最显著，也就是中土明教，以元末大起义为最轰动的历史事件。



    白莲教的分支弥勒教，在明朝以后传播有很大影响的仪式化信仰就是“无生老母”，所谓“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真言，在许多推崇符咒秘术的香港电影中，几乎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口诀并驾齐驱，尤其以徐克的《黄飞鸿》系列展示最为著名，可以看到，白莲教的影响一直蔓延到近代的义和团、红灯罩（例如用过符咒神水刀枪不入），这些秘术表现都是真实的背景。由于他们对历代官府造成很大麻烦，这些民间教门之间不断吸收融合，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显示了绵长的生命力。
    《双瞳》呈现的符咒秘术，就像让盛老师都产生迷惑，很难简单认为这就是道教，而不是白莲教。即便穿着道士服饰，仪式方面未必没有采用其他教门的内容，比如佛教的密教（如谢亚理的轮回转世现象）。从道教秘术发展看，汉代之前往往以方士巫术被称为方仙道，徐福及张良所修就不是道教。东汉才有道教，分为两大派，西南巴蜀以张道陵家族创立天师道和北方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的太平道黄巾军，但真正的太平道宗师应该是几乎同时的于吉。
    两大早期道教都走群众路线，获得跟从有两大原因：一是靠巫术的鬼神占卜，二是靠江湖手段行医治病。像天师道治病拉人加入根本不用付钱，就交五斗米，所以俗称五斗米道，官府有时贬低称“米贼”。医生在古代不受权贵待见，像华佗对自己仅是一个医生感到郁闷，希望能以高明医术服务当权者曹操改变命运走仕途。结果被曹操看穿，认为华佗明明可以很快治好头风病，却企图拖延治病而胁迫他，所以就把华佗杀了。
    换一个角度说，道教正是和人类历史医术和巫术同源的背景有很大关系，所以，古代中医大部分理论都源自道教。很多著名道士就是名医，东晋有天师道首领杜子恭，王羲之曾请他治病。而谢安与杜子恭交情很深，既是学习修道，也为求医。谢家有某种遗传病史见于记载，至少从谢玄到谢灵运都有“痼疾”，需要长期服药疗养。谢灵运的名字“灵运”，据说就是杜子恭梦见东南有神人进入其馆，当晚诞生于会稽，不久谢安恰好病故。谢家的人害怕孩子命不长久，寄养于杜子恭身边。所以谢灵运还别名“客儿”，到十五岁才领回家，这一说法见于钟嵘的《诗品》。更不用说南朝的陶弘景、唐朝的孙思邈是大名鼎鼎的医国圣手。
    其实不论求神问卜，治病救人或者驱邪避魅，道教这些功能都属于实用主义，和佛教起源完全不同。佛祖释迦牟尼是一个王子，衣食无忧，他的人生境界很高，追求某种终极智慧，这才有了佛教，本质上属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一种哲学体系，以至于经典众多，传播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翻译和解释的过程。像到了唐朝的玄奘，因为佛教流传的思想派系太复杂，他感到迷惑，不知道哪一种才是正统和本源的教义，就有了再一次取经求法的念头。



    当然，并非佛教没有符咒秘术。佛教的密教就吸取了许多印度瑜伽术、西域祆教巫术和中原道教方术。如东晋初期来自西域的帛尸梨蜜多罗是龟兹国太子，让位出家，到中原以后随着晋朝宗室到江南建康，与王导、庾亮、卞壶、谢琨、桓彝等权贵结交，他就擅长咒术求雨。另一个享誉很大的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擅长占卜吉凶。前秦大将吕光奉天王苻坚之命讨伐龟兹，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得到鸠摩罗什。吕光抓到鸠摩罗什后，多次被他的预言搞得很尴尬。原本吕光不信佛，回到凉州建立后凉政权，就对鸠摩罗什很崇拜了，这都记载于正史《晋书》。不论道教佛教，对古代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不大可能通过思想学习获得信徒，只有用一些神秘手段才有效，就连西方耶稣的一些记载也并不例外。
    道教符箓就来自巫术，像西汉武帝时有过著名的两次巫蛊之祸，史书就认为是从匈奴传入，因匈奴占据漠北和西域，信奉祆教。除了巫术，汉朝同时流行谶纬学说（类似占卜预言的谶语）、五行五德学说，社会风气相当迷信。丹书画符出自东汉，见《后汉书·方术传》：“河南有麹圣卿，善为丹书符，劾厌杀鬼神而使命之。”又有费长房向卖药翁（被称为壶公）学道，卖药翁“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
    《双瞳》设计符箓针对人魈。人魈和古代所指魑魅魍魉没有太大差别，是各种鬼怪的代言，可以引申为“坏人”。像片中盛老师就解释“催命符”，用符咒杀死后带去阴曹地府受审判。符咒一般的是字符重叠，或者古纂体变形，或者符号。太平道或天师道为人治病就使用画符后烧毁，溶化符水服用。为了强调法术的高强和影响，往往就夸大符咒驱鬼辟邪的功能，更有用药物致幻使一些人变得癫狂迷信，这就把符咒秘术神化了。
    第三，电影的致幻手法。这应该是争议最大的关键，一方面说符咒可以杀人，都知道可信度并不高，必须要有辅助手段才靠谱。另一方面，真仙观信徒杀人也明显有癫狂的感觉，很像中邪。不过，电影设计几个杀人案的致幻手法是一种霉菌，这一点就难以让人信服了。
    由于道教经常行医和炼丹制药，历史上确实有致幻的手法存在。客观来说令人产生幻觉不算什么邪术，但不排除有心术不正的人利用这一点害人。就像吸毒和嗑药，今天都知道这就是损害精神健康，能够让人处于亢奋状态，产生幻觉常常是有的，但很难认为这是“邪术”。那么，古代道教炼制丹药，尤其追求长生不老而服用就会让人“中毒”，众所周知很多皇帝就是服丹药而死。死因主要是积累铅汞过量，一般情况不至于有人故意给皇帝的丹药下毒，明朝光宗致死的神秘“红丸案”毕竟是特例。
    不论推崇符箓还是推崇内丹，使人精神亢奋，陷入某种致幻状态，最典型的是五石散，服散起初也多是治病或长生，不少人认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就有五石散药方，也见于孙思邈《千金翼方》，还有记录于宋代的《金匮要略》。以医书记载，五石散如何作用于神经比较含糊。一些研究者认为应该加入了“莨菪子”，也就是今天所说天仙子（注意名称“天仙”），这是致幻植物中的佼佼者。以古书而言始见《神农本草经》，有“多食令人狂走。久服轻身，走及奔马，强志，益力，通神。”天仙子的致幻部位是种子，表面棕黄色或灰黄色，有细密的网纹，种子中含有丰富的莨菪碱、阿托品、东莨菪碱等，有很强的精神致幻作用，可见沈睿文先生的一些文章。



    真正的高手，必须在服药服散的同时善于解毒才能保持健康，如药王孙思邈就十分长寿，据说活过百岁。另外唐玄宗李隆基，他非常喜欢“幻术”。古代有一些幻术以今天看可能接近魔术表演，但不排除可能的确有神奇诡异的地方。像苏照彬前几年编导的武侠片《剑雨》，戴立忍演的江湖艺人会“神仙索”就是古代十分著名的幻术，见于宋代《太平广记》，同时古代印度天竺也有“通天绳”的绝技。而唐玄宗欣赏的幻术大师和江湖艺人更是完全不同的段位，如著名道士叶法善和罗公远，还有高僧金刚智（南天竺人），弟子有不空三藏（北天竺人），师徒俩是中国密教创立者，与中天竺的善无畏并称开元三大士。叶法善、罗公远和金刚智屡屡斗法，各有神通，令唐玄宗十分着迷。也在《太平广记》里，唐玄宗还拜罗公远为师，学习隐遁术。
    唐玄宗修道比较全面，他就懂医理，会制药，还发给大臣服用解毒。他活了近八十岁身体一直康健，最后死因比较神秘，史学界不少倾向于谋害说。李隆基和杨玉环的“长生殿”就是修道场所，他们泡澡的华清池就是为了祛毒。都知道杨贵妃做过女道士，有道号“太真”。唐玄宗为她所写《霓裳羽衣曲》也是庄重严肃地道教乐曲，是祭祀道家祖师老子典礼上演奏的。
    第四，电影中的修仙。修仙在道教来说和行医驱邪相似，也体现“功利实用”。因为早期道教不注重经典或理论，也谈不上哲学。从汉朝太平道到东晋天师道葛洪的《抱朴子》，已经对成仙有各种说法，定下种种等级。随着道教南北分流，尽管著名道士史不绝书，但这些人物的出世感和神秘色彩，对于究竟如何操作才能成仙从来没有专门的方法论，当然今天都知道这根本就是荒谬的。
    比方电影起到“历劫”作用的五大地狱，道教的地狱和仙人一样有各种说法，常见的泰山有十八层地狱，丰都（传说的鬼城）有二十四层地狱。《太平经》就有阴府召人灵魂考人魂魄的说法：“大阴法曹，计所承负，除算减年。算尽之后，召地阴神，并召土府，收取形骸，考其魂神。”东晋葛洪在《元始上真众仙记》记载“五方鬼帝”，称：东方鬼帝治桃止山，南方鬼帝治罗浮山，西方鬼帝治幡冢山，中央鬼帝治抱犊山；而北方鬼帝为张衡杨云，治罗酆山。各种地狱和凡人修仙没有直接关系，反而是对凡人不要作恶有警示作用。
    历史上真有高深本领的道士往往超然物外，特立独行，如唐玄宗拜师的罗公远，被公认为“仙师”，可高人根本不看重传承，一身神妙秘术后继无人，他当然并没有传授唐玄宗什么本领。唐代之前，像范长生、寇谦之、陶弘景等都和帝王关系十分紧密，也没有形成真正教派。从历史原因分析，假如修仙的确是一种可行的秘术（如电影中盛老师说比相信有外星人感觉靠谱），这些可能已经“得道”的高人只让自我获得“飞升”了，并没有考虑派系或秘术传承，也没有对此进行总结“经验”，导致“修仙”一直以来只是神话传说，虽然看似信众应该不少，但一系列高人的门人或传人并不成系统，甚至寥寥无几。



    真正试图改变道教面貌的是金元时期王重阳的全真教，可全真教不是符箓派，而是内丹派，力求宗教化和理论化，倾向于三教融合，全真教追求的修仙飞升已经不再是神化的神仙了。当然，不能认为全真教就像金庸小说里面充满江湖色彩。早期全真教推崇苦行生活，所以，一开始王重阳拆散了马钰和孙不二的家庭，当时他们家里已经有孩子了。
    全真教是最开始规定道士奉行“出家”制度（吸收佛教的元素），马钰出家闹得很不愉快。排行上孙不二是全真七子小师妹，实际孙不二却是最年长的，她比马钰要大四岁。王重阳让马钰反复劝说，孙不二才答应弃家修道。王重阳与几大弟子也很少聚会，各自云游，他们都寄宿在别人庙观或山间乡野修行，很长时间就没有属于全真教的宫观。终南山只不过是王重阳隐居的地方，并非全真教的中心，历来其他道家人物也不少，像孙思邈也长年隐居终南山。全真教发源主要是山东河北，在金朝后期传播主要靠王处一，蒙古初期主要是丘处机。全真教有专属宫观就是丘处机晚年所在的燕京白云观受蒙古上下尊崇，他死后为了纪念而改名长春宫。尹志平接替掌教，窝阔台南征金朝返回北方，受宠的乃马真后奉令代表蒙古大汗祭祀于长春宫，标志全真教在北方的影响如日中天（例如连海边著名的“崂山道士”此后一直归于全真教门下）。
    之后贵由、蒙哥两代全真教都影响很大，到蒙哥后期佛道辩论（针对《老子化胡经》的来历真伪，并非佛道孰优孰劣），李志常输给了由年仅23岁的萨迦派僧人八思巴。很多研究者为此困惑，尽管全真教在正规宗教化方面初具规模，但理论体系还是比较弱，和佛教作为思想哲学相比还逊色，何况佛教“辩经”一直为基本功。八思巴和其伯父萨迦班智达都是蒙古时期的重要人物，两人的融合成了《神雕侠侣》中著名的金轮法王。金轮法王的弟子达尔巴，就是八思巴后来的亲密晚辈胆巴，也是一代帝师。只不过金庸小说里的时代稍微不同，和忽必烈交往的关系基本没有变（八思巴初次相遇忽必烈据说才十六七岁，所以金轮法王的年龄与藏区威望明显结合了萨迦班智达的形象）。忽必烈个人对佛道都一视同仁，主要因为皇后察必的影响，加上至元十八年长春宫举行第二次佛道大论战，这一次八思巴就邀胆巴一起参与，全真教再次受挫，忽必烈就接受灌顶，成为萨迦派弟子，尊八思巴为帝师。不过，蒙古在中原总体并不厚此薄彼，否则，全真教不可能完成奠定中国道教根基的历史使命。
    总的来说，全真教的内丹修炼注重性命双修，十分看重戒律修行。他们相信“白日飞升”，认为肉身和人世是“苦海”，应该追求脱离。只要遵从戒律，苦心修炼就可以证道成仙。像丘处机在西域大雪山下（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下的喀布尔）与成吉思汗大谈“长生术”近乎“养生术”。可能因为成吉思汗的身份地位，丘处机的说法故意有些“浅近”，但归根结底，全真教的宗旨和作用就是尝试改变天师道多年以来近乎方士秘术的印象，并与时俱进吸收儒家与佛教对心性、思想的提升。因为全真教是举一教团之力在完成这一任务，不再像过去杜光庭或陈抟，属于学者型道士的个人努力。何况全真教前期人物王重阳和七大弟子、尹志平、李志常都是各方面文化修养很高的人，获得较大的成功。
    相对的，南方一直是符箓派的正一教兴盛。像五代时金陵影响非常大的谭紫霄，是创立“天心正法”的高人，据说北宋王文卿、林灵素一派又创立新的“五雷正法”把天心正法改得更加世俗化。这些很像武功秘诀的离奇术语都是符箓派呼风唤雨，伏魔驱邪的秘术，今天已经无法印证了。像宋朝开国的赵匡胤、赵光义兄弟都与陈抟老祖有交往。陈抟也推崇符箓，擅长飞升术，在华山自创一宗。由于陈抟学问很大，他的思想还影响周敦颐这样的儒家夫子，所以宋朝理学恰好别称“道学”。之后有宋真宗信奉“天书”，而宋徽宗更是“道君皇帝”，还迷信骗子用“六甲神兵”可以保护开封城免遭金兵攻打，结果招来靖康之难。
    南宋的天师道以龙虎山上清宫为宗，同时茅山派的影响也不小，总体成无法和北方全真教比肩。原因在于，南宋各种民间信仰都兴盛，符箓派往往与白莲教、摩尼教互相渗透和竞争。符箓派一直专注奇技秘术在苦苦支撑，更加不注重体系总结，所以，像茅山派的影响伴随南宋的消亡在江浙闽广的沿海边远地区残存，同时也成为符箓派最后流行的代表。



    茅山派就是王文卿、林灵素所传一派，虽然推举陶弘景在茅山（在今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镇与常州市金坛县交界）修道为祖师，并没有继承陶弘景深厚的学问，而以各种神咒画符为典型，茅山道术在许多香港电影中几乎是一道风景线。但两广流行的实际是以广东罗浮山为中心的茅山南派，推举东晋的葛洪为祖师。因为葛洪当年从江浙家乡南下最后在此隐居炼丹，这也只是名义上的推崇，其实茅山南派的宗旨也完全和葛洪当年以炼丹为主的修行不着边际。
    第五，《双瞳》中道教的传播地域。那个搬到现代大厦里气氛诡异的真仙观原本是100多年前“交趾”的道观，以历史来说，交趾都知道指今天越南北部，但《双瞳》片尾著名的结语“因爱生忧，因爱生惧……”写明出自交趾罗浮山碑文，熟悉道教就明白了，几乎点明影片呈现的是茅山南派。从地理上，罗浮山在广东惠州博罗县，和越南交趾是完全沾不上边。
    如果说中国道教对海外的影响，高丽朝鲜、日本、交趾安南，另外塞外西域、漠北、远东边远地区也有，就像敦煌这样一个石窟寺地区，晚清时却在道士手中掌管的，最后导致文物流失的悲剧。历史上，除了高丽朝鲜是通过宫廷在宋元明清从中国学习道教的仪式，包括一些经典外，像日本等其他地区全是符箓派秘术。如《妖猫传》前来唐朝的僧人空海所拜惠果大师就是擅长符咒秘术的不空三藏一脉。空海回到日本就把中国密教和日本神道教融合，创立东洋密教。日本文化的迷信传统不亚于中国，对中国道教中的符箓秘术几乎照单全收，只不过不像佛教有宗有派、同时，也再次可以看到道教的传播发展，的确缺乏体系传承，一直都不如佛教。
    总结《双瞳》中真仙观的种种情况，不用怀疑，就是港台电影一贯展示的茅山道术。不过，明清以后沿海的茅山派，有些也与白莲教、三清教这类民间教门合流了，外人很难区分是否正宗。所以，《双瞳》专门安排盛老师这个学者角色（如影片强调过不通过道教组织帮助查案，应该是为了客观的视角）试图介绍道教的一些背景。尽管片中谢亚理是按道教符箓派方式渴望升仙，很可能未必是源自正宗嫡传秘术（哪怕比较荒诞的设定她是交趾道士的转世），包括对道观的经营和对信众的控制，全都偏离道教文化，都是民间教门的一些仪式体现，比方说同义和团的符咒不惧刀枪没多大区别。结果失败固然是剧情需要，实际上方法操作上可能就有问题，这样的结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017年12月

这部片子用了不少国内外明星，但是看起来没什么意思。

在我看来这部片子的全部恐怖气氛都来自于美工了——最恐怖之处倒不是逼真的鬼娃娃和横飞的人头——而是那一座 大厦里的 归真观，和两个老道踱出来。那真是——梦魇中的景象，活生生的梦魇。布景能够营造这样深刻的情绪的传达，不知道美工是怎么做到的！

过了多年以后才知道美工是 叶锦添 。又过了一些年 知道 叶锦添 是一个跨界广泛的艺术家了 。能够得到他帮助的影视导演真是幸运儿，靠美工就平添三分气场。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有许多无法言说的迷团，就象复活节岛上的石头人像一样，茫然地注视着现代的文明，而无法言说远古与现实的纽带，任文明的断层成为横亘在人类心中莫名的隐痛。
　　 孤独地漂浮在我们脚下的台湾是否也有这样的隐痛，至少在陈国富这部《双瞳》能看出他的迷惘和困惑：高科技的现代文明与传统的甚至被斥为迷信的传统文明共存一地，两者都在人们的意识里交锋，却又无法找到彼此的出口，人们对传统的敬畏和现代文明的依赖，最终演变成挥之不去的梦魇。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台北，接二连三发生了一系列的离奇命案：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在三伏天被发现冻死在办公室内；立委的情妇被烧死在家中，房内竟然完好无损……他们彼此之间毫无关联，但都在道德上有所亏欠，案件显示出有灵异现象，但是依赖于现代科技的刑事警察们能揭开迷团吗？
　　 作为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人物的陈国富，之前的〈我的美丽与哀愁〉《国中女生》和《征婚启事》已经是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代表作，此次的商业味颇重的〈双瞳〉是他首次担当大制作，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在商业和艺术之间努力寻求平衡的尝试，也许最终的结果并不能十全十美，但所幸的是陈国富并没有让我们这些曾经热爱台湾新电影的观众失望，透过这个俗套的故事让我们开始思考一些我们不曾注意的文化断层，尤其是在现代与传统如此激烈交锋的华人世界。
　　 双重文化的双重结构
　　 首先，作为中国人本身而言，自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灵异鬼怪故事的氛围之中，这已然是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身处现代社会，但是这种所谓的迷信作为中国人文意识的一部分，早就以遗传的形式深深植入到几乎所有华人的潜意识里，这也许就是我们都有的迷信情结吧。
　　 《双瞳》首先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一古一今两个灵异故事的奇妙映照。影片中真正的幕后凶手是一个先天眼生双瞳，具有某种特异功能的女子，以她为中心的教派组织为了所谓的得道成仙的目的，以现代的高科技的手段制造出一种类似于高浓度毒品的霉菌，使受害人产生强烈的幻觉，将其残忍地杀害，以符合道家得道成仙所必须经历过程。而他们这一有预谋的行为背后，竟然源自中国古代一则道家传说:古人黄商目有双瞳，能找到人魈（因道德上有所亏欠，而处于不生不死的所谓的恶人），炼丹捉之杀之，功成而得道成仙。古今两者的行为动机如出一辙，传说与现实能取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对位，并在对照中得到了彼此的佐证，从而直击国人的迷信情结，令人不寒而栗。
　　 在影片的结构上采用了明显的复线叙事方式，但是陈国富处理的还算到位，虽然有些地方交代的不够明了，但是能在如此阴郁的主题下将这个枝蔓较多的故事交代清晰已经很不错了。在家庭危机、案件进展、文化冲突等多线条中，较明显的是在案件本身线索下所突显出的中西两种文化的相互对比。
　　 就案情本身而言，影片的一条线索是美国来的警察凯文以西方人特有的客观精确的调查分析，将笼罩在案情上扑朔迷离的神秘面纱揭开，直捣灵异现象的真面目。影片的另一条线索是警官黄火土通过求证道文化学者，在对道家派生文化的探询中，找出凶手作案的动机。
　　可以说，这样一中一西两方面相互诠释，既找出了凶手怎么干的作案手法，又找出了凶手为什么干的作案动机，因此观众在情节的推进过程中运用自身的思维将两条线索、两种文化进行对位重组而使案件的脉络逐步清晰起来。
　　 不能不说，陈国富很聪明地将一个俗套的故事通过双重隐线，在多线索的叙述中，放置在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两者彼此对照、冲突的文化氛围中，开启了一道通向人类心灵深层恐慌的通道。这也许是片名“双瞳”的另一层含义吧。
　　 断层的隐痛
　　 在华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都面临着一个如何保持和发展传统文化的问题。面对着潮水般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传统文化和思维定式中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导致了其自身很难在现代社会中找到继续生长的土壤，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文化断层。
　　 开着现代的高级轿车，却要在车座上方悬挂辟邪的信物；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内却因为暗藏一个原版的古道观而别有一番洞天。中国人的迷信情结似乎从来没有因为现代化的脚步而有衰退的痕迹，两者的畸形嫁接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全体华人潜意识中的惶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很多玄而又玄的内容成分，它深深地渗透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并作为民族的遗传性特征保留下来，因此，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保留着许多说不清楚的所谓的迷信成分在里面。但是，以西方工业文明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在短短的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而传统的东西由于忽然的停止而与现代文明出现了明显的断层，两者在同样的世界内并存，在人们的心理深处对立、冲撞，又很难在彼此中找到相互融合的生长环境。缺乏过渡的文化心理断层和无所傍依的心理状态也正是人们心中中普遍存在的心理恐慌。
　　 影片中的邪教组织也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深层的恐慌而导致的无可依托的精神状态而吸引了大批的信徒。传统的玄学与现代的科技没有正确地对位，现代人的精神在任何一方都无法找到可靠的依托而出现的信仰危机，正是邪教组织大行其道的真正原因。影片正是唤醒了人们深层的恐慌，留下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有趣的是，在对待东西方两种文明的问题上，导演陈国富安排两个有意思的情节表明了他的态度：其一是，道学专家向黄火土表明，若他在外星人和鬼神之间选择，他宁肯选择鬼神而不是外星人，表明了作为华人学者本身对于传统人文中玄学所持的肯定立场，另一个是，美国专家凯文因为公开表示不信鬼神而受道家拔舌狱的诅咒而亡。很显然作者本身对于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抱持着某种否定的态度。虽然在影片的最后，他通过道家文形衍生出的“有爱不死”的字样，来调和影片中涉及家庭、感情、文化等多方面的矛盾，使之能呈现出完满的结局，但是这却是一个并不令人信服的注脚。暴露出作为影片的作者，陈国富在试图多方面挖掘多方面人文内涵的同时仍然没有跳脱出文化心理断层所带来的疑惑。
　　 大腕集团作战
　　 作为一部典型的国际级大制作的电影。影片在各方面都保持应有的水准。梁家辉、刘若英、大卫.莫斯的表现都体现个各自应有的水准，但是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反而是戴立忍饰演的那位配角警官，其粗犷、坚毅的鲜明性格在一大堆阴郁的角色中分外跳脱。美术指导叶锦添再一次发挥了其独特的影象美学，在世界大楼内修建的道观成功地营造出极具视觉反差的效果，只是不知道那位“女教主”在造型上酷似周迅，是他有意为之，还是因为做了小丫头太多的电视剧一时拔不出来。第一次掌控国际集团作战的陈国富在处理结构的均衡和内容的深度上并没有让人失望，重要的是他还保留了作为独立电影人对于文化和人类情感心理应有的关注和思考。虽然影片并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思考空间，但也许正是因为它留下的漏洞而提供给人更多的思索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