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1942年的春天却是1100万欧洲犹太人的末日，纳粹的种族清洗不因万湖会议而起，却由此拉开序幕。

假如从未深入了解过二战的观众，印象中的纳粹一定是残暴嗜血又泯灭人性的怪物，更不用说是纳粹头目的集会，脑海里一定浮现出野蛮人喝血吃肉的画面。但影片中的万湖会议却呈现出一种离奇的庄严和正式感：穿着正式的军官，教授；坚定不移的信念，即使工作分配出现问题，也能以大局为重；极其专业的数据会议准备，任何问题都能做计划有理性；程序正义，人道主义的“光芒”在会谈频频穿插其中。如果忽略了会议的主题是1100万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这就是一场教科书式的政治精英谈话。

会议的过程其实并不顺利，抱怨自己属地囤积的犹太人太多、运输压力大，战争与清洗计划资源的平衡，官僚之间互相的讽刺和挤兑不断。“我们的子孙不会具备如此的行动力，也不具备这种直觉上的清醒，今天的负重前行，是为了后代的收益和幸福。”正是这样坚定而又不可置疑的大政方针下，一切矛盾都是可以化解的。但一句帮我在希特勒面前美言几句，似乎又告诉我们这群最核心的纳粹分子对于嘴里喊的口号似乎并不关心，唯有在集团里的利益才是永恒的追求，他们对于计划的妥协并非绝对的精神意志，而是保全自己不得不做的让步。

这确实是颠覆普通人观点的，往往纳粹都是被洗脑又嗜血残暴的怪物，此刻好像下降到了某种“同意权利”下的利益集团。这似乎也是现实中最常见的情况，人们往往因为树立了共同的“敌人”，就能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让自己的良心受到安置。一个希特勒的背后有一众万湖会议，万湖会议的背后又有千千万万个高级将领，最后还有普通的士兵和平民百姓，大到一个民族、国家，小到一场万湖会议，每个德国人内心的所谓“德意志精神”都是不同的，从平静到狂热，从厌恶到信仰，没有清晰的坐标轴能够刻画这股“邪恶力量”对于人们的影响，甚至左派中也会被这股“力量”渗透，人类从不害怕一种主义，一个集团，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害怕的是藏在背后的贪婪、自大、残暴。当某样事物变得理所因当得正确且不容分说，异己者都是错误且必须消灭，这才是人类真正该去小心和提防的东西。

斯图卡特对于混血犹太人的法律辩论，几乎是整个会议最大的高潮。当他不断强调法律规则对德国人民的重要性，并佐以混血犹太人在各种情况下被无差别清洗导致的后续社会问题，其精彩程度甚至让人跳戏到了“十二怒汉”或是人权法案的起草现场，舌战群儒，用才华和智商碾压了一众外强中干的纳粹军官，最终抛出了全体绝育的缓兵之计，几乎激怒了海德里希中止了会议的进程。“人们需要规定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的下一句是如果你改掉我的毕生心血的犹太法会让我挂不住脸。无不体现斯图卡特有智力，却没有智慧，有才华却没有为人基本的道德，直到这一幕，这满屋纳粹内心的真实想法才展现在观众的眼前：当恶魔掌握和知道什么是高尚和正义，那将成为他们为自己辩解最完美的工具，纯粹的恶威力远不及乔装打扮的正义，这是信仰的崩塌，试想当人们不在相信善良、秩序和自由，那只剩下无尽的猜忌和争斗，赢弱的群体就必然会被消灭，为了保证人类文明的正常延续，也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消灭的对象，求善之心是刻在人类基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总是在斗争中意识到合作，又在合作中爆发斗争，但好在跌跌撞撞中人类一路走到了现在，如果犹太人该被清洗，那以同样的标准，没有哪个民族有资格继续留存在地球之上。

我们中的大多数此生都没有机会坐到万湖会议的席上，但也许会成为1100万悲惨犹太人其中的一分子，也许会不得不成为按下毒气室按钮的普通士兵，更可能的是我们不必参与到这些残酷斗争之中，作为旁观者只希望能先告诉自己，我是人，我们都是人，承认自己也害怕落入刽子手手下，可能尝试去谅解那些同样受尽折磨的“坏蛋”，审判永远是自省失败的后果，也是人性最后的保险，不让自己成为审判的主语，更避免自己成为宾语，毕竟人作恶的理由故有千百种，最好的选择还是不做。

《万湖会议》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犹太人大屠杀，它有点类似于电影《十二怒汉》。小时在闲书上看到的谣言一直记得：希特勒之所以对犹太人如此仇视是因为他被一名犹太女性传染了性病，但这种下三路的解释显然是无法成立的。相比之下，电影中提供了更加深入的探讨：财富分配和生存空间的问题。

电影中的对话都力图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想要进行种族灭绝，就需要尽量不将对方看作人类而是异端或者像犹大一样代表着整个种族。信仰上对犹太人的歧视在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着种族主义倾向，那么发生种族清洗的概率将会很高。美国黑人、欧洲犹太人和中国人。都曾经历过种族灭绝或奴役计划。这些事件总是先将种族划分出来，再用污名化、偏见加以攻击，最终导致了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悲剧。

作为人类，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在屠杀同类时遭受内心的谴责呢？种族主义的答案是用肤色、外貌等因素来划分人类。例如认为长得像犹太人的人不配活着，或者黑人智商低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施暴过程中不会给施暴者造成太大的内心阴影。然而，一旦这些区分种族的言论被官方发表出来，就会带来沉重而不可逆转的后果。

让对二战史略知皮毛的观众，一开始就面对15个容易脸盲名字盲的外国面孔，在几乎没有配乐的一个多小时的会议里，分清每个人所代表的立场，顺着他们的思路去理解他们所要决定的事，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剧本和表演有极高的要求——但它成功做到了。 三个议题：首先要说服各怀鬼胎的各方势力将权力交出，由中央党卫军执行一个关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这当然会有反抗和质疑，但在种族清洁的共识，和尽快甩掉犹太人这个包袱的诱惑下，这个议题还是艰难达成了目标。 第二个议题：如何区分需要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犹太人。这里不得不说律师真是slay全场，通过有理有据的论证，对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必要性发起了强势的挑战，并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替代方案——差点就动摇了全体人的意志，让副总指挥不得不中断会议解决这个“小麻烦”。其实也没有多难解决，精英阶层只是基于维护他们的优越性，表面地作出一些微不足道的抗议和干扰罢了。 最后一个议题，其实副总指挥开始是不想明说的——大部分人只需要知道部分就可以。他只跟所有人讨论分工和配合，而几乎所有人也默契地对核心问题避而不谈。只有最年长的，参加过一战的总理府国务秘书通过仔细的计算，提出关于“最终解决方案”可行性的疑问，并关注到这个执行方案可能影响到自己人的心理健康，副总指挥这才把“最终解决方案”和盘托出。所有人沉默了，最后一点质疑被消除，会议全体通过。 所有决定都基于精确的数字统计，详尽而周全的计划，伦理、法律和利益的多方衡量，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德国人冷静、严谨、高效、有秩序的精神。越是事无巨细，这些决定就越是残酷。 结尾非常的平静，风轻轻吹动会议楼旁边的树叶，一如每一个日常会议的落幕。谈笑风生间，几百万人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看一个关于犹太人故事的电影，可能只会引起短暂的，遥远的同情，但当你想到你也有可能作为群体中的一个数字，被一个简单的会议决定命运，你才会感同身受地背脊发凉，毛骨悚然。《万湖会议》，是一部没有一个恐怖镜头的恐怖片。

电影《十二怒汉》和《万湖会议》，三一律（空间统一，时间统一，事件统一）的古典故事结构，一个让人愤怒，一个让人不寒而栗。

1957年，年轻导演西德尼·吕美特受到当时的舞台和电影红星亨利方达邀请，导演了12个陪审员讨论少年弑父案件的电影。

这部除了头尾之外，所有场景集中在会议室里的《十二怒汉》，获得同年柏林电影节最佳电影奖。之后，这部影片被改编成舞台剧，还陆续被美国和俄罗斯等国翻拍。

1942年的1月20日，德国的国安局局长海德里希召集了14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在柏林近郊万湖这个地方，开会讨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

「万湖会议」只花了85分鐘，就决定好抓捕，运输，执行的基本原则。1984年德国先拍了同名电影，片场就是85分钟，除了头尾，所有场景都在会议室里。

2001年，肯尼思·布拉纳饰演海德里希的英国电影版本叫《阴谋》。今年年初，德国拍摄了这个历史事件的第三个电影版本。

有抖包袱也有托，精采无比

《十二怒汉》的故事发生在夏天，最后决定少年无罪。《万湖会议》的季节发生在冬季，最本来就被认定天生有罪的人，全部都得被最后处理。

陪审员为什么会变成「怒汉」呢？我們邊看也邊發現，我们的愤怒也在加温。因为，少年被定罪的基础根本就建立在偏见之上。

《万湖会议》为什么可以这么高效？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元首已经射出的箭必须正中红心，大家只是各自使力让标靶摆对位置。

12个陪审员，每个人都被设定特质，并做出相对应的动作跟神情。有人整理出来：

1号懦弱伪善，2号难以捉摸，3号私情浓烈，4号谨言慎行，5号内敛同情，6号落落大方，7号混头混脑，8号正义绅士，9号外柔内刚，10号狂躁激动，11号振振有词，12号左摇右摆。

首映50年后发行的《超出合理怀疑：十二怒汉的制作》纪录片，让我们发现全片竟然只用了不到35万美金预算，在19天内拍完。

《十二怒汉》里的长长台词，有抖包袱也有托，彼此攻防，精采无比。

到了真实历史事件的《万湖会议》，会议室里的14个人也你来我往，不同的是，我们看完之后不是愤怒而是不寒而栗。

戏剧张力跟演员魅力，俱全

外交部希望命令不能挑战法律，内政部提醒通婚者及其下一代的区分要明确，波兰等地来的军官则觉得文职人员只是在发表没有建设性的看法。

负责执行的艾希曼（就是《平庸之恶》的那位），是会议的资料提供与汇整者。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相关的讨论跟影片，不胜枚举。

最新版的《万湖会议》跟另外两部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看到做出结论的海德里希，如何彬彬有礼，如何不威而怒。其他人各有盘算，却都高效。

在这两个「三一律」（空间统一，时间统一，事件统一）故事里，十二个人决定了一个人的自由，十四个人决定了六百万人的命运。

不管导演用的是特写，近景或中景的交替拍摄，都让演员跟故事一气呵成的完成精采的演出。

所谓的戏剧张力跟演员魅力，俱全。所谓的细思极恐跟后怕，都在。

最近上映的《万湖会议》是一部电视电影，它原本是德国电视台反思万湖会议80周年的制作，但也阴差阳错与几年来的“例外状态”及其“纸面对策”形成了现实交错。

万湖位于柏林的最南端，风光秀丽却也臭名昭著，这里的一场会议确立了历史上最邪恶的犹太人大屠杀计划。这种决策的逻辑，按照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的说法是一种“生物统治”（biocracy）：国家元首要扮演医生的角色，负责祛除寄生虫，保证国家的卫生与健康。

万湖会议由党卫军的二把手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操办，与会人员包括总理府、内务部、外交部和战区事务部代表共15人。这次会议的纪录《万湖会议纪要》是一份共计15页的油印密件，后来成为纽伦堡军事法庭的重要指控材料。

纽伦堡审判传达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讯息：即便600万人犹太人被屠杀是一个严肃可靠的事实，大多数的德国人对此事仍不知情，或者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纳粹种族净化论的洗脑后果，更离不开纳粹在执行上的迅速和高效。

《纽伦堡的审判》（1961）

在克劳德·朗兹曼追本溯源的《浩劫》系列当中，所有的证言和证词都指向了纳粹在运输和灭绝过程中的绝对效率。这涉及运输、圈禁、劳作、屠杀以及通向最终的万人坑或焚尸炉的不同环节，然而若没有《万湖会议纪要》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和蓝图，纳粹大屠杀的数量和规模绝无可能实现。

或者说，正是万湖会议启动了浩劫（shoah），它作为一种大屠杀的“纸面技术”的邪恶，在任何程度上都要高于党卫军将犹太人送入焚尸炉的“具体技术”。会议的绝对邪恶，在于它的政策制导性和宏观普遍性，它以至高权力的面孔确立了反人类行动的合法化，制造了之后持续性的灾难。

透视这种纸面技术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会议纪要来复原其场景，它的第一个电影改编版本出现在1984年，至今已经默默无闻。2001年好莱坞创作的《阴谋》集合了肯尼斯·布拉纳、科林·费斯等老戏骨，想要将其变成一种互飙演技的辩论式戏剧，但也因为视角刻板和立场先行而错失了还原的精髓。

《阴谋》（2001）

德国人显然比这些散漫的英美同行更接近于这样一种与原始场景共通的纪律或效率，因此2022版的《万湖会议》能够明显达成一种更写实的效果，这不仅是因为拒绝了角色整合的思路，给予每个角色足够的刻画空间，也是因为最大限度发扬了德国室内剧的传统——室内剧是和表现主义同时期的电影类型，它忠实于三一律，讲求极简的布景逻辑和表演上的严肃平实。

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在《阴谋》和《万湖会议》之间足够清晰，好莱坞不厌其烦地通过背景来铺垫会议的细节，并且在事后交代每个与会者的最终结局；德国人则足够郑重地将焦点锁定在会议本身，全片104分钟没有一分钟离开这个场景。除了掐头去尾的会前和会后部分外，会议的内容基本上和历史上的万湖会议等长，以求以严格的字面主义来还原会场的进程以及纪要的内容。

落实到一种空间感，2022版《万湖会议》特别讲究方位，这是一种排座次的逻辑，但也是一种权力的调谐，海德里希与缪勒、霍夫曼几位党卫军召集人独坐一席，左侧是政府部门代表，右侧是东战区事务部代表。这表面上是鸽派和鹰牌的论战，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规程：计划早已确定，党卫军早已拟定了范本，只等待其通过生效。

然而这不是一个暴力强行通过的问题，而是一个反人类的计划如何通过纳粹德国的理性和法律而获得合法性的问题。就此来说，官员之间各自的立场不同或者利益差异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这个程序在布勒博士那里是波兰犹太人过溢而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在路德博士那里是密集人口运输的问题，在施图卡特博士那里是如何“优待”混血德国人的问题，在最年长的克里青格那里是处理海量人口的数学问题。

对这些有着博士头衔的官僚精英来说，问题从来都不是关于人的，而仿佛是关于机器生产的，这些程序可以简化为基因筛别、隔离、运输、消灭，随着这些技术难题被对答如流的阿道夫·艾希曼一一化解，他们之间的渐渐隔阂趋近于无。即便克里青格最后佯装痛苦地提及了大屠杀的道德问题，但这个道德问题的根本落脚点竟然是担心屠杀行为可能影响自己人的精神状态。

在艾希曼提及集中营里能够实现一种“舒适的操作流程，技术化、有效率且完全匿名”之后，克里青格终于松了一口气。此人绝非宅心仁厚，因为他愿意看到所有犹太人凭空蒸发，就如他独自一人在会议纪要的地图上思索良久，思索的仍然是难以“处理”的人头数据，这些数据在地图上被标示为一个个棺材。

因此即便集中营里的很多尸体还没生产出来，这些纳粹官僚就已经在纸面上生产尸体了。就德国人的纪律和执行力来说，一旦纸面上落实，真正的尸体生产也就开始了。

“尸体的生产”是上世纪中期马丁·海德格尔对灭绝营的描述，这被视为他多年沉寂后对纳粹问题的含糊暗示。人们很难理解他当年为何要加入纳粹党，除了传统哲学界所认可的那种“向死而生”的存在论与纳粹思想的潜在共鸣之外（对此阿甘本有着深度的解析），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海德格尔厌恶平庸，而纳粹绝不平庸，他们有着“净化欧洲”的雄心壮志。

如此大概能够明白阿伦特“平庸之恶”给世人造成了多大的误解，这一指控显然不适合套在阿道夫·艾希曼这种优化大屠杀流程的工程师身上，更不适合套在万湖会议的这些80分钟草菅600人命的纳粹官僚身上。“平庸之恶”只适合万湖会议的那位不参与决策的秘书兼速记员莱格博格·维勒曼，她是端茶倒水的“隐形的第16人”，对草菅人命的讨论全程保持着漠然的无动于衷，并且希望“所有的会都在这里开”。

与这位堪比器械的秘书相比，其他人都是缔造恶的“圆桌骑士”，而清洗犹太人塑造新欧洲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圣杯”。他们并非传动链上的一环，而是起草整个反人类计划，以思辨理性将其合法化的罪恶源头。你当然可以说，他们的上面还有一位终极的“元首”，但元首的话不过是圣意的词语，在将之转化为国策的纸面技术维度，他们和元首处在同一个罪恶的阶层。

万湖的方桌犹似是架设在云端，在这种垂直俯瞰之下，犹太人被划定为帝国版图上数百万的垃圾堆，成为阿甘本深度同情的赤裸生命。这种垂直性的会场，原则上是一个可以随意悬置法律的规范机构，让文件、政策成为民众的催命符。而这种俯瞰的视角，则是建立在国家种族主义之上。按照福柯的说法，纳粹正是一种国家种族主义，它决定着谁必须活，而谁又必须死。

这种建立在优生学系统圣的德国极权主义，在后世有着诸多的遗产。在近代各种屠杀、镇压、圈禁的人权或难民危机中，最危险的并非刽子手的火枪和毒气，而是那些云端的操盘手，那些会场上西装革履、手不沾血的高学历高职位官员，那些以章程文件定人生死的纸页。

现实当中，荒诞的文件、规章、制度、条文生产早已屡见不鲜，人们早已见怪不怪，要么于之麻木。或许原因是庙堂很遥远，或许是无力抗拒，或许是已经欣然接受，然而一旦看穿诸多会议本身的荒诞，历史的修辞也就褪去了它自身鼓吹的光环。会议很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敌人，是世界上最凶恶之物。

万湖会议的凶险或者会以各种形式重演，它未必会成为一种反思程序，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重复程序——即便以这部电影本身来说，只需要换一个时代背景也完全可以视作颂扬纳粹的政宣片。而在现实当中，万湖会议是世界各地都一直在发生的事迹（故），都在反复重演。

【虹膜】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电影，而且是根据一次会议纪要编写的剧本，讲述的是二战时期德国的一次制定对犹@太@人政策的高层会议，这样改编对制作一本电影来说，难度非常大。整个影片场景就是一个会议室，通过参会人员的发言来体现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需要有非常丰富的台词来不断推进剧情，参会人员各种观念的戏剧化冲突，都需要通过台词来完成，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从这部影片来看，是达到了效果。 类似制作风格的影片，曾经有韩国的《恐$$怖$$直播》，纯粹就是靠台词对话来制造情节的推动力。 万湖会议是制定一个残酷的灭绝人性的计划，但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探讨的都是一些技术问题，而没有对问题的性质提出过质疑，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历史是每个人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对以往历史的错和对负责。

1.从西到东进行梳理，将犹太人集中到东部集中营。军事斗争和种族斗争是一体两面。

2. 为什么要签资产放弃表？ 因为离境并不是自愿的，履行手续会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走好程序的意义，是为了让犹太人登车时心里仍怀有秩序感。

3. 谁有用、谁就留下来。

4.大多数犹太人从事的是贸易或私营业而不是体力劳动。

5.副总指挥好会拔高问题，画大饼，会讲话，不愧为大领导。

6.针对二分之一犹太血统，施图卡特博士只能想出绝育的办法了，说他稍微有点仁慈吧、但又同意灭犹。

7.但不是整个德国都是这样，人们需要规定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

8.奥斯维辛毒气室焚烧炉都听过看过类似电影，却不知道幕后是这样计划安排的。

1942年的2月20日，德国纳粹的高级长官们在柏林郊外的一幢私人别墅召开了一场会议。会议主持人是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参会共有14个人，份量不同，所以态度也各自不同。电影《万湖会议》便是根据这场会议的记录改编而来。整部电影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开会，大致的流程也基本都是会议发起人提出议题，其他参会人分别阐述实际情况、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然后由发起人做出决策，再讨论下一个议题，全程几乎没有废话、没有针锋相对的争执、没有拆台，没有与议题无关的扯淡，连沟通感情的闲聊都不在会议室里进行，整个过程堪称是一次职场会议的教科书式演绎。

这种专业高效是很让人信服，但如果你知道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内容是如何灭绝1100万犹太人的时候，恐怕就只会觉得毛骨悚然了吧！所谓草芥人命大致也就是这样了。

确实，正是由于这次高效的计划，直接导致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超过600万犹太人的丧生。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探讨的都是各种技术问题、成本问题、代价问题，进而是各自部门的责任边界问题和如何协作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总议题提出过质疑，于是，一个历史悲剧就被推导了出来，并顺利的落实了下去。

这是一部需要耐心的电影，因为会议室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场景，所有情节都是靠台词对话来推进，但如果看进去就会发现，这就是官僚制的特点：客观、冷静、清晰的程序意识，明确的边界与对应的协调机制。谈笑间，上百万人就要流离失所，进而被从物理上清除。这些纳粹精英们以高度抽象的讨论方式将一系列违反人性的所谓政策冠冕堂皇地抛了出来，让人想到的就是那句：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万个人就只是数字。

只要离得够远，做什么样的决策都不会有负担。

会议过程中，外交部的代表希望命令不要挑战法律，需要进行更细致的修订；内政部的代表提醒通婚者及其下一代如何区分要明确；其他还涉及如何安排犹太人集中、需要怎么安排车辆和交通的问题以及用什么方式可以更“高效”的进行批量化处理，后续的尸体如何处理以及焚尸炉的的效能和需要扩产的规模等等。之所以选择集中营和毒气，只是因为经过计算发现比子弹的成本更低，甚至他们还认真讨论了每天处理那么多尸体可能对相应德国士兵带来的心理影响和应对措施……诸如此类的提议和讨论，基于一个已经默认的共识——犹太人必须被消灭。

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元首提出来的，元首一定是正确的，这就是会议必须接受的总前提，也是现代官僚制度常常存在的问题——只关心“怎么办”和“是什么”，不思考“为什么”。而很多“人祸”的发生，就出在“为什么”的缺失上——不再追究意义，一味强调行动。所谓平庸之恶，便是自上而下对“为什么”进行阉割，把人变成执行命令的机器。

这是一场执行会议的重新演绎，是一段真实历史的缩影。与之相关的讨论跟影片不胜枚举，而将注意力放到还原会议场景，确实是一个很独到的视角。

于是，值得反思的不止是那一段历史，还有官僚制度所形成的平庸之恶——只有效率、利害、得失，没有效果、善恶、对错。唯有对意义的思考和突破，才能为这样的制度注入人性，这也是“为什么”作为注射器的独特作用。

那么，不妨问一下，你会用这支注射器吗？还是已经习惯被注入了各种宏大叙事和伟光正的概念呢？